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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如果仔细对比阎连科的小说与散文写作

　　就会发现，这世上几乎存在两个阎连科

　　阎连科。图/受访者提供

　　阎连科的消失与浮现

　　《中国新闻周刊》记者/隗延章

　　发于2020.7.20总第956期《中国新闻周刊》

　　近五年中的大多数时候，阎连科生活在香港。他住在香港科技大学校园内一栋170平方米的房子里，窗外就是大海。阎连科在这所学校担任客座教授，一周上半天课。没课的日子，他早晨起来写作两三个小时，下午翻翻书，睡个午觉，晚饭后在海边散步。

　　如果内地有活动需要参加，他就随时买票飞回来，活动结束再返回香港。那边安静，他也不参加聚会，溢出文学圈子之外，每天听着海浪声写作，是这位长于河南以书写苦难成名的作家不曾想象过的奢侈。

　　阎连科两地往返的生活状态，正如他近年作品的处境。大致从2010年起，他自己最为看重的小说作品，多在海外出版，而在内地，去年，他出版过一部长篇小说《速求共眠》，动静不大，最近又出版了长篇散文《她们》，倒是备受好评。几本在海外出版的作品中承载着他的文学野心，而在内地出版的书籍中，他乐于流露一些深情，他愿意用这样的方式修复与内地读者的关系。他不想成为这片大陆的陌生人。

　　她们

　　香港科技大学附近的海边，阎连科时常和教授刘剑梅一起散步。刘剑梅是一位女性主义批评家，也是著名学者刘再复的女儿。两人谈及最多的是女性主义的话题。聊久了，阎连科萌生出一个想法：为什么不从女性主义的角度，写一本家族女性的书？

　　11年前，阎连科写过一本名为《我与父辈》的散文。书卖得很好，出版界的朋友建议他顺势再写一本家族中的女性。阎连科觉得很难突破既定框架，就没动笔。

　　直到那天在香港的海边，他觉得或许时机到了。他去刘剑梅的办公室，拿走七八本女性主义的著作。此前，阎连科对女性主义所知甚少，“就翻看过波伏娃的《第二性》，那也是因为波伏娃有名，而非对女性主义有兴趣。”阎连科对《中国新闻周刊》回忆。

　　与《我与父辈》中纯粹的家族故事相比，这本写作女性的书《她们》，有更大的野心。阎连科在设定书籍结构时，有意专门辟了一章写作一个名为“第三性”的自创理论，在阎连科看来，由于环境、文化、政治等差异，西方的女性主义理论对中国女性的解释力不够。

　　阎连科的另一野心，是用《她们》写作中国的四代女性。写作80后一代女性时，阎连科觉得如果写家人，会与上一代女性相差不多。于是，他将目光放在家族之外，在书中写作了9位家族外的女性。她们的行为均溢出乡村生活的常轨，比如：为了赠给情人100块表去卖淫的赵雅敏；被家暴后杀夫，将丈夫埋尸厨房的王萍萍；鞋柜里有20多款名牌鞋，奢侈品包包挂满卧室四面墙壁的杨采妮。这些人中很多都来自朋友们的讲述和介绍。

　　按照中国传统散文的逻辑，像这样的书大多是对家人、亲人、朋友的书写。而阎连科这本书，写作范围已经超出自身经验，有人将其归为非虚构。阎连科不太认同这种归类，“中国最需要非虚构，但非虚构在中国又最行不通。”阎连科对《中国新闻周刊》说。

　　近年来，“冠姓权”“单身女性冻卵”，几乎是网络上最热的公共话题。女性主义的争论从未停歇，阎连科的这本《她们》有些莫名其妙地踩中了热点。他在其中对于家族女性的温情描述与赞美，以及作为男性对于女性的忏悔与反思，让诸多女性读者颇为赞赏。但阎连科觉得自己这本书与那些热点其实毫无关系。

　　他不太关注那些虚热的讨论，倒是借由《她们》的写作重新反思了自己的小说创作。很长时间以来，中国文学中的女性角色大多能被归纳为“女英雄”“贤妻良母”“荡妇”三类，这显得粗暴又狭窄。阎连科在以往的写作中，也从未在意过女性主义视角，但如今，他开始有了自觉意识。

　　阎连科长篇散文作品《她们》。

　　自由与消失

　　《她们》是阎连科近10年写作的第14本书，但只是在内地出版的第9本书。未在内地出版的书中，包含三部长篇小说：《四书》《日熄》和《心经》。这三部小说的写作，他完全不考虑出版诉求，只考虑文学野心和写作的自我满足。

　　阎连科在50岁前，他的人生确实是一个“写作改变命运”的样本。24岁开始，他因写作，在部队提干，逃离土地，一点点成名。只不过，当他在文学之路上低头掘进的时候，那些虚构的故事却让他和周遭的现实关系变得越来越紧张。50岁那一年，阎连科开始回望自己近十年的经历，也开始思考未来的写作。

　　以前，阎连科去医院探望一些老作家时，老人们总会在病床前诉说相似的遗憾：这辈子最想写的那本书没有来得及写。具体原因各异，有的是因为身体的病痛，有的因为其他琐事的耽搁。“我想自己一定不要有这个遗憾，就把想写的都写出来。”阎连科对《中国新闻周刊》回忆。于是他开始决定，不再考虑文学之外的其他因素，不再自我设限。

　　那部让他自己觉得自由的作品，便是《四书》。这本书在海外出版之后，广受赞誉。2014年，阎连科凭借此书成为第一位获得“卡夫卡文学奖”的中国作家，这一奖项被认作是诺贝尔文学奖的风向标。

　　彼时，阎连科生活的状态也在慢慢变化，儿子工作、结婚，不再需要他操心。他的房贷已经还清，自己还调到了中国人民大学教书，一切都稳定下来。“之前还会在意一本书会挣多少钱，买房或换车。去了人民大学之后，我第一次把工资卡交给老婆，以后不再管这些。”多年之后，阎连科对《中国新闻周刊》说起这些，都是轻松的神色。

　　如果仔细对比阎连科的小说与散文写作，就会发现，这世上几乎存在两个阎连科。写小说时，他笔下的世界荒诞、扭曲、阴沉，而写散文时，营造的氛围却亲切、明亮、温暖。他自己也能感受到这分野的存在，沉入虚构，他容许自己变得凶狠又癫狂，而一旦回到对于现实世界的回忆与描摹，他就会陷入对于家人的依恋。他曾经拼命要逃离的土地，如今在《她们》之中呈现出来，成了最重要的牵挂。散文对阎连科而言，像是长跑之后的喘息和休整，就像在小说里完成了一个凶煞的角色扮演，他需要用散文写作回到水面之上透一口气，让自己得以缓冲，也让自己能够与内地的读者见面。

　　文学的意义

　　现在，阎连科写作时，书桌上会放一本《新华字典》。这几年，他变得容易忘字。每写一页，会翻两三次字典，有时会发现某个字自己真的记错了。这让他想起日本作家德田秋生的晚年。德田秋生晚年半夜写作，时常忘记某个词语的意思，就把熟睡的儿子叫醒，向儿子确认某一个词的含义。“我基本上也到了这个年龄了。”阎连科说。

　　阎连科今年62岁，从他当年看到张抗抗的《分界线》激发起自己靠写作逃离土地的欲望算起，他已经写作了40多年，但近几年，他却时常怀疑“写作的意义”，对写作常生出一种虚无感。他在接受日本NHK采访时，写下了一句颇为悲观的话，“毕生努力，而一无所成”。

　　阎连科对写作意义的怀疑，是在香港科技大学讲课时开始的。五年前，他为了教学，系统梳理了19世纪和20世纪的文学。比照21世纪的文学，他得出一个结论，他觉得自己仍然是用21世纪的方法，去讲19、20世纪的故事。他自己也不知道21世纪的文学应该是什么样子，但他知道不应该重复过去百年内已经被讲过无数遍的东西。

　　他用来寻求超越的方式是破坏，试图写作出一本“不像小说的小说”。他在日本、韩国见到招牌上有很多汉字，就想“同样是中文字，招牌上的意思和我们的完全不同，或许可以把这些汉字、词语带回中文，会让中文不一样”。于是，他尝试打乱中文的语法，也尝试创造词语，将这些实验融入到一篇名为《信徒》的小说。他用这篇小说，参加了张悦然举办的“匿名作家计划”。后来，张悦然对他说，评委在文章上画满了红线标记语法错误。现在，阎连科回看，觉得那是一次不成功的尝试。那篇作品，阎连科也重新按照正确的语法，将文章修改了一遍。

　　除了艺术探索和思考层面的虚无，还有隔绝所带来的困境。从《四书》开始，他更看重的小说都没有在内地出版，无论如何，他都最在意这片大陆上的读者，毕竟这里的人们才与他经验相通。

　　阎连科从未放弃过与内地读者建立关联。他在去年出版了长篇小说《速求共眠》，现在又出版了长篇散文《她们》，他希望借此与内地读者保持联系与黏性。

　　阎连科在香港最新出版的一本小说叫《心经》，与宗教有关，也与女性有关，故事中开了巨大脑洞。这几年，阎连科对宗教产生了很大兴趣，当然绝不是信仰层面，仍然只是为了驱散写作上的虚无。他觉得文学无路可走，看看宗教故事，甚至相关野史、传说，也算寻找出路的尝试。他说，自己终究是个热爱世俗生活的人，不可能遁入神明的世界。

　　相比文学上的虚无感，阎连科在生活中其实状态不错。最近这段时间，由于疫情，他一直没能回到香港，而是待在北京，陪陪家人，和孙辈玩耍，去紫竹院散步，这一切都给他安慰，他甚至还利用那段没办法出门的日子完成了一部新长篇。

　　和十年前那个焦虑的阎连科相比，如今他显得放松许多，一部分原因是由于年纪渐长，一部分也由于已经看淡许多事，曾经纠缠着他的以及他一直去纠缠的，都慢慢消散。现在他的虚无、较真和野心都只关于文学本身。他能分得清虚构世界与现实生活，也愿意在俗世生活中寻求安慰，“工作肯定很虚无，但如果生活中没人需要你，那是最可怕的事情。”阎连科对《中国新闻周刊》说。

　　《中国新闻周刊》2020年第29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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