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阎连科:如果生活中没人需要你,那是最可怕的事情-中

发布日期:2020-08-20 14:32   来源:未知   阅读:

  如果仔细对比阎连科的小说与散文写作

  就会发现,这世上几乎存在两个阎连科

  

  阎连科。图/受访者提供

  阎连科的消失与浮现

  《中国新闻周刊》记者/隗延章

  发于2020.7.20总第956期《中国新闻周刊》

  近五年中的大多数时候,阎连科生活在香港。他住在香港科技大学校园内一栋170平方米的房子里,窗外就是大海。阎连科在这所学校担任客座教授,一周上半天课。没课的日子,他早晨起来写作两三个小时,下午翻翻书,睡个午觉,晚饭后在海边散步。

  如果内地有活动需要参加,他就随时买票飞回来,活动结束再返回香港。那边安静,他也不参加聚会,溢出文学圈子之外,每天听着海浪声写作,是这位长于河南以书写苦难成名的作家不曾想象过的奢侈。

  阎连科两地往返的生活状态,正如他近年作品的处境。大致从2010年起,他自己最为看重的小说作品,多在海外出版,而在内地,去年,他出版过一部长篇小说《速求共眠》,动静不大,最近又出版了长篇散文《她们》,倒是备受好评。几本在海外出版的作品中承载着他的文学野心,而在内地出版的书籍中,他乐于流露一些深情,他愿意用这样的方式修复与内地读者的关系。他不想成为这片大陆的陌生人。

  她们

  香港科技大学附近的海边,阎连科时常和教授刘剑梅一起散步。刘剑梅是一位女性主义批评家,也是著名学者刘再复的女儿。两人谈及最多的是女性主义的话题。聊久了,阎连科萌生出一个想法:为什么不从女性主义的角度,写一本家族女性的书?

  11年前,阎连科写过一本名为《我与父辈》的散文。书卖得很好,出版界的朋友建议他顺势再写一本家族中的女性。阎连科觉得很难突破既定框架,就没动笔。

  直到那天在香港的海边,他觉得或许时机到了。他去刘剑梅的办公室,拿走七八本女性主义的著作。此前,阎连科对女性主义所知甚少,“就翻看过波伏娃的《第二性》,那也是因为波伏娃有名,而非对女性主义有兴趣。”阎连科对《中国新闻周刊》回忆。

  与《我与父辈》中纯粹的家族故事相比,这本写作女性的书《她们》,有更大的野心。阎连科在设定书籍结构时,有意专门辟了一章写作一个名为“第三性”的自创理论,在阎连科看来,由于环境、文化、政治等差异,西方的女性主义理论对中国女性的解释力不够。

  阎连科的另一野心,是用《她们》写作中国的四代女性。写作80后一代女性时,阎连科觉得如果写家人,会与上一代女性相差不多。于是,他将目光放在家族之外,在书中写作了9位家族外的女性。她们的行为均溢出乡村生活的常轨,比如:为了赠给情人100块表去卖淫的赵雅敏;被家暴后杀夫,将丈夫埋尸厨房的王萍萍;鞋柜里有20多款名牌鞋,奢侈品包包挂满卧室四面墙壁的杨采妮。这些人中很多都来自朋友们的讲述和介绍。

  按照中国传统散文的逻辑,像这样的书大多是对家人、亲人、朋友的书写。而阎连科这本书,写作范围已经超出自身经验,有人将其归为非虚构。阎连科不太认同这种归类,“中国最需要非虚构,但非虚构在中国又最行不通。”阎连科对《中国新闻周刊》说。

  近年来,“冠姓权”“单身女性冻卵”,几乎是网络上最热的公共话题。女性主义的争论从未停歇,阎连科的这本《她们》有些莫名其妙地踩中了热点。他在其中对于家族女性的温情描述与赞美,以及作为男性对于女性的忏悔与反思,让诸多女性读者颇为赞赏。但阎连科觉得自己这本书与那些热点其实毫无关系。

  他不太关注那些虚热的讨论,倒是借由《她们》的写作重新反思了自己的小说创作。很长时间以来,中国文学中的女性角色大多能被归纳为“女英雄”“贤妻良母”“荡妇”三类,这显得粗暴又狭窄。阎连科在以往的写作中,也从未在意过女性主义视角,但如今,他开始有了自觉意识。

  

  阎连科长篇散文作品《她们》。

  自由与消失

  《她们》是阎连科近10年写作的第14本书,但只是在内地出版的第9本书。未在内地出版的书中,包含三部长篇小说:《四书》《日熄》和《心经》。这三部小说的写作,他完全不考虑出版诉求,只考虑文学野心和写作的自我满足。

  阎连科在50岁前,他的人生确实是一个“写作改变命运”的样本。24岁开始,他因写作,在部队提干,逃离土地,一点点成名。只不过,当他在文学之路上低头掘进的时候,那些虚构的故事却让他和周遭的现实关系变得越来越紧张。50岁那一年,阎连科开始回望自己近十年的经历,也开始思考未来的写作。

  以前,阎连科去医院探望一些老作家时,老人们总会在病床前诉说相似的遗憾:这辈子最想写的那本书没有来得及写。具体原因各异,有的是因为身体的病痛,有的因为其他琐事的耽搁。“我想自己一定不要有这个遗憾,就把想写的都写出来。”阎连科对《中国新闻周刊》回忆。于是他开始决定,不再考虑文学之外的其他因素,不再自我设限。

  那部让他自己觉得自由的作品,便是《四书》。这本书在海外出版之后,广受赞誉。2014年,阎连科凭借此书成为第一位获得“卡夫卡文学奖”的中国作家,这一奖项被认作是诺贝尔文学奖的风向标。

  彼时,阎连科生活的状态也在慢慢变化,儿子工作、结婚,不再需要他操心。他的房贷已经还清,自己还调到了中国人民大学教书,一切都稳定下来。“之前还会在意一本书会挣多少钱,买房或换车。去了人民大学之后,我第一次把工资卡交给老婆,以后不再管这些。”多年之后,阎连科对《中国新闻周刊》说起这些,都是轻松的神色。

  如果仔细对比阎连科的小说与散文写作,就会发现,这世上几乎存在两个阎连科。写小说时,他笔下的世界荒诞、扭曲、阴沉,而写散文时,营造的氛围却亲切、明亮、温暖。他自己也能感受到这分野的存在,沉入虚构,他容许自己变得凶狠又癫狂,而一旦回到对于现实世界的回忆与描摹,他就会陷入对于家人的依恋。他曾经拼命要逃离的土地,如今在《她们》之中呈现出来,成了最重要的牵挂。散文对阎连科而言,像是长跑之后的喘息和休整,就像在小说里完成了一个凶煞的角色扮演,他需要用散文写作回到水面之上透一口气,让自己得以缓冲,也让自己能够与内地的读者见面。

  文学的意义

  现在,阎连科写作时,书桌上会放一本《新华字典》。这几年,他变得容易忘字。每写一页,会翻两三次字典,有时会发现某个字自己真的记错了。这让他想起日本作家德田秋生的晚年。德田秋生晚年半夜写作,时常忘记某个词语的意思,就把熟睡的儿子叫醒,向儿子确认某一个词的含义。“我基本上也到了这个年龄了。”阎连科说。

  阎连科今年62岁,从他当年看到张抗抗的《分界线》激发起自己靠写作逃离土地的欲望算起,他已经写作了40多年,但近几年,他却时常怀疑“写作的意义”,对写作常生出一种虚无感。他在接受日本NHK采访时,写下了一句颇为悲观的话,“毕生努力,而一无所成”。

  阎连科对写作意义的怀疑,是在香港科技大学讲课时开始的。五年前,他为了教学,系统梳理了19世纪和20世纪的文学。比照21世纪的文学,他得出一个结论,他觉得自己仍然是用21世纪的方法,去讲19、20世纪的故事。他自己也不知道21世纪的文学应该是什么样子,但他知道不应该重复过去百年内已经被讲过无数遍的东西。

  他用来寻求超越的方式是破坏,试图写作出一本“不像小说的小说”。他在日本、韩国见到招牌上有很多汉字,就想“同样是中文字,招牌上的意思和我们的完全不同,或许可以把这些汉字、词语带回中文,会让中文不一样”。于是,他尝试打乱中文的语法,也尝试创造词语,将这些实验融入到一篇名为《信徒》的小说。他用这篇小说,参加了张悦然举办的“匿名作家计划”。后来,张悦然对他说,评委在文章上画满了红线标记语法错误。现在,阎连科回看,觉得那是一次不成功的尝试。那篇作品,阎连科也重新按照正确的语法,将文章修改了一遍。

  除了艺术探索和思考层面的虚无,还有隔绝所带来的困境。从《四书》开始,他更看重的小说都没有在内地出版,无论如何,他都最在意这片大陆上的读者,毕竟这里的人们才与他经验相通。

  阎连科从未放弃过与内地读者建立关联。他在去年出版了长篇小说《速求共眠》,现在又出版了长篇散文《她们》,他希望借此与内地读者保持联系与黏性。

  阎连科在香港最新出版的一本小说叫《心经》,与宗教有关,也与女性有关,故事中开了巨大脑洞。这几年,阎连科对宗教产生了很大兴趣,当然绝不是信仰层面,仍然只是为了驱散写作上的虚无。他觉得文学无路可走,看看宗教故事,甚至相关野史、传说,也算寻找出路的尝试。他说,自己终究是个热爱世俗生活的人,不可能遁入神明的世界。

  相比文学上的虚无感,阎连科在生活中其实状态不错。最近这段时间,由于疫情,他一直没能回到香港,而是待在北京,陪陪家人,和孙辈玩耍,去紫竹院散步,这一切都给他安慰,他甚至还利用那段没办法出门的日子完成了一部新长篇。

  和十年前那个焦虑的阎连科相比,如今他显得放松许多,一部分原因是由于年纪渐长,一部分也由于已经看淡许多事,曾经纠缠着他的以及他一直去纠缠的,都慢慢消散。现在他的虚无、较真和野心都只关于文学本身。他能分得清虚构世界与现实生活,也愿意在俗世生活中寻求安慰,“工作肯定很虚无,但如果生活中没人需要你,那是最可怕的事情。”阎连科对《中国新闻周刊》说。

  《中国新闻周刊》2020年第29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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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编辑:刘欢】